f 第三，不同于传统媒体，由于自媒体/新媒体的网络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也就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没有传统模式下的把关人{15}。
但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违宪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对这种政治性的问题由国家权力机关运用法律的程序通过法律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审査，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不排除某些规范存在政治性与法律性的竞合。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吗？[9] 2、政治纲领或政策。年宪法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实施，问题主要是出在政治性实施而非法律性实施方面。宪法序言对历史叙述部分的表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以及因此而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自身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开始进行一些探索。并明确规定由中央办公厅对报送中央备案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主要审查的内容包括：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的内容是否明显不当，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程序。
[5] 1975年宪法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一部特殊的宪法，它的内容及价值都已经被历史所否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一部宪法在当时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同样也强调了宪法实施的重要性。宪法实施是宪法在国家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是使宪法规范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一方面，义务是主权所有者的标志与共同体成员的荣耀。对比强调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宪法对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尤为置重，五四宪法亦然。宣言文字活泼生动，几乎完全仿照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无论语气、笔触、情致还是措辞都是独立宣言的翻版。两方面内涵都蕴藏在平等法理之中。
……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25]公民与人民具有四方面的不同。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价值理念与规范没有、亦不会过时，但其实施却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与长久沉思。首席法官坦尼（Roger Brooke Taney，1777-1864）在判词中说道：摆在法院面前的问题是，申请中所描述的这类人是否构成人民的一部分，是否属于该主权的选民成员。[19]五四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41]刘少奇在宪法草案说明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否因为有了集体主义，尽了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义务，就会丧失个人利益和自由呢？当然不是的，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能够体验到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可分的，是一致的。
[59]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五四宪法同样保护自由，但却是一种民主理解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只有免于国家干预的自由才属于权利，积极能动的共产主义无疑为洪水猛兽，这是一种消极自由观。民主主义将国家权力的重心置于立法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身上，基本权利作为政治机关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四是概念不同：公民是一个个体概念，人民是一个群体和集合概念。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
[57]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10页。普遍性指广泛性，意味着施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小和最少限制，平等性指等值。
[23]国家赋予的属性充分反映在公民一词的使用上。这一注重参与的自由属于古代自由，源于公民美德及对公共生活的参与。解体前1977年苏联宪法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一章完美体现了这一立意，规定为了弥合阶级、城乡、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使苏联所有民族的全面发展和接近，依据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共产主义思想，其目标是扩大现实的可能以使公民丵运用自己的创造力、才能和秉赋，以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6页。这即是说，两种自由并非对立的关系，政治自由是对作为现代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保障。事实上，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中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平均寿命的低。
共同纲领的权利主体是人民，义务主体是国民。基本权利作为原则和规范并非孤例，源于宪法的国家法和政治法属性。
[14]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50][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人权中的人体现了自然权利观，权利的获得是人之为人的产物，生而有之。广义的参政权平等性包含两方面：普遍性和平等性，狭义的参政权平等仅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平等性。
就前者而言，权利义务相一致是公民作为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必然结果，义务履行是资格之下的一种责任。社会主义宪法财产权和契约自由限制是公有制的逻辑结果，其公共结构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36][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页。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104页。
[47]政治自由的物质保障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宪法中已经成为成熟的立法体例，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既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继承，也是人民民主主义政体的内在需求。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在政治与经济双重意义上意味着五四宪法与近代自由主义宪法和福利宪法的差异，即政治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经济上人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一方面与建立在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基础上之上的近代自由主义宪法颇不相同，[57]另一方面又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福利宪法有着根本差异。
1.体现社会主义理念 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一词有着丰富与深刻的内涵，蕴含着社会正义和公平理念。[38]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
在自由主义历史上，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存在着不同种类的自由：一种是法律上的自由和法律禁止之外的自由，即孟德斯鸠自由和萨克逊式自由。[27]Dred Scott v. Sandford，60 U.S. 393 （1857）。在前者，市民社会总得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是相对立的。其次，这部宪法规定了居住和迁徙自由。
3.主权所有者与民主权利 在基本权利主体上，五四宪法摒弃了《共同纲领》中的国民与人民称谓，使用公民一词，在彰显主权所有者地位、加强权利思维的同时，反映了民主主义的法律实证主义权利观念，以及对基本权利属性的认识。[35]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该种积极自由是干预主义的结果，对经济自由予以限制，属于经济民主。 五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寄托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而非怀疑和抵抗。
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珠联璧合，共同展开为广大平民所共有的基本权利叙事，迥然有别于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宪法哲学。这种积极地位并非他物，而是国家成员的资格。
